蔣中正藉中情局反制國務院｜高靖

弱國無外交，國府1949年撤退來台後，為了生存，仰美國鼻息，蔣中正總統應付美國關係，並非外界想像那般，他沒有與台灣現在那般，毫無國格地全面向美國傾斜，蔣中正在冷戰背景下，巧妙運用美國國家安全利益，將對美關係發展出國務院、大使館外交系統，以及中情局兩條外交軸線，蔣中正深知國務院對國府不太友善，其中甚多是對國府存有偏見人士，這些人往往成為國府與美國政府之間有效溝通的障礙，蔣中正卻藉著發展中情局路線，可以跳過國務院系統，避免訊息遭到偏見扭曲，由中情局協助總統府直接與美國白宮對話，1960年代聯合國外蒙案獲得折衷解決，就是蔣中正透過中情局與白宮直接對話的外交決策。

國府初來台之際，美國政府援助台灣並不積極，但是韓戰後中情局卻給予台灣甚大支援，藉以襲擾大陸東南沿海。大陳島、金門、馬祖等外島，早期多有中情局的掩護機關西方公司人員進駐，提供裝備武器與戰術指導。後來在台灣演變成美國大使館與美軍顧問團對上中情局，爭奪在台的主導權，1950年代當時，正規的外交系統大使館奪下主導，西方公司撤出大陳島，指揮大陳島上游雜部隊襲擾大陸沿岸的胡宗南，也被調回台灣，改以接受美援裝備的正規師，但其實蔣中正派去仍然只是戰力不足的部隊。

根據曾經擔任大陳島司令官的胡宗南1953年7月10日日記，陸軍總司令孫立人到大陳視察，建議增加大陳島正規師。7月12日，大陳島西方公司人員全部撤出。蔣中正的英文祕書沈錡回憶錄也有相關的記載，1953年7月11日，蔣中正、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副團長麥唐納、美國駐華大使藍欽會面，蔡斯與麥唐納建議用新式裝備的一師步兵，駐防大陳。麥唐納還建議撤換大陳島司令官胡宗南。7月18日蔣中正對藍欽表達認同麥唐納的建議，7月31日，胡宗南日記有蔣經國奉蔣中正之命，當面轉達大陳島的江浙反共救國軍總部改組為大陳防衛部，劉廉一擔任防衛司令。

胡宗南是蔣中正黃埔軍校嫡系親信，雖然在抗日戰爭與內戰的作戰指揮表現平平，甚至吃敗仗，但因為只效忠蔣中正一人，所以受到蔣中正寵信，從大陸撤台後，蔣中正將他派往大陳島，因為收編江浙沿海遊雜部隊，需要與中情局合作，蔣中正讓胡宗南與中情局發展關係，可見其信任與重視，胡宗南在日記當中引述不具名人士說法，認為他被調走，與參謀總長周至柔、副總長蕭毅肅有關。這個可能是國府內部派系鬥爭下的另外發展，但美軍顧問團與美國大使館的意見，可能更讓蔣中正在處理上要更加謹慎。

蔣中正當時發展中情局關係，國府內親美派龍頭宋美齡也有很大關係，宋美齡曾經批評過陳誠、胡宗南都不是親美派，宋美齡曾在士林官邸，招待西方公司在台成員，中情局藉國府將領蔡文治發展第三勢力，作為國府以外的反共勢力時，保密局也曾經藉著拉攏中情局，想要吸收美國資源，以抗衡蔣經國在國府內膨脹的勢力，宋美齡當時支持保密局，根據中情局解密文件，宋美齡並不知保密局與中情局合作，最終目的是要鬥垮蔣經國。

蔣中正對於美方提出的許多看法，其實並不全然聽大使館的。沈錡回憶錄1954年2月12日上午，總統府開會，藍欽提出今後海上截船及沿海突擊工作，由中情局所轄西方公司，轉由美軍顧問團處理，這項方案通過後，中情局代表杜根退席。

但是顯然中情局並不買大使館的帳，6月19日上午，蔣中正接見西方公司負責人強斯敦，蘇聯油輪三艘，最近運油經過香港，似有駛往廈門及上海模樣，美方望我政府加以攔截，23日，國府海軍就扣押了蘇聯油輪陶普斯號，引發了重大的國際糾紛，但是蔣中正毫不以為意。6月24日沈錡日記記載，外交部又接到美國大使館勸我們不要拘扣蘇輪，沈錡說，這是美方的矛盾，大使館的態度顯然與中情局完全相反，他也向蔣中正報告。

美國大使已經當著蔣中正的面前，要求海上截船改由美軍顧問團負責，但蔣中正卻配合中情局的情報採取行動，無非是藉著美方內部的不同部門權力鬥爭，爭取對國府最有利的條件，蔣中正與中情局的密切合作，更是讓他多了一個交涉管道，跳過向來對國府不友善的國務院系統的阻擾。

1958年，克萊恩來台接任中情局在台站長，蔣中正透過蔣經國與克萊恩發展合作關係，鑑於先前外島突擊大陸的合作經驗，國府與中情局關係越來越熱絡。副總統陳誠日記1961年10月15日，下午六時，宋美齡親來告知關於外蒙入會案，蔣中正親筆所擬四項原則，已由克萊恩直接送白宮，待白宮覆電如何，再告訴陳誠，希望陳誠能安心休養。外蒙入會案，牽扯眾多，非常複雜，因為蘇聯宣稱外蒙若無法入聯合國，就杯葛非洲茅利塔尼亞入聯合國，引起非洲諸國向美施壓，若茅利塔尼亞無法入聯，他們會杯葛中華民國的會籍地位，這可非同小可，也非國府單獨可解決。

這麼緊急的狀況，最後就是靠蔣中正透過克萊恩，與美國總統甘迺迪直接對話，擺脫了國務院系統的干擾，讓中美雙方高層釐清相互的態度，最後外蒙入聯，但美國並不與外蒙建立外交關係，國府暫時保住會籍，中情局的管道，在當時對國府助益甚大，可以撇開大使館內許多對華有所偏見的外交官，能夠直接向最高決策者說明台北的看法。

1960年代，蔣中正已無法不將反攻大陸拿上檯面討論，雖然他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當中，已經放棄在台海的軍事主動，但蔣中正的統治合法基礎，已經隨著遲遲未反攻大陸，加上延任第三任總統，會受到更多質疑。這時候，克萊恩又是他與白宮對話，釐清雙方意見差距的重要管道。

從國務院公開檔案當中，可以看到不少克萊恩直接對白宮陳述台灣情勢的檔案。1961年7月7日，白宮國安顧問彭岱給甘迺迪總統的備忘錄，彭岱稱許克萊恩是美國派駐台灣的官員當中最有能力的一位，並且深獲蔣中正與蔣經國父子信任。這份備忘錄提到，克萊恩為國府傳達對於新的美國民主黨政府的疑慮，克萊恩描述國府的心情是美國是台灣與災難之間唯一的屏障，美國態度稍微一點點的改變，在國府看來就是生死交關的事情。國府習慣了共和黨，害怕民主黨。

克萊恩先前處理國府緬甸撤軍案，是以緩和私下溝通方式進行，獲得國府的配合，他說，國務院卻是以強硬的說法對付蔣中正，而不是在困難的問題發生前，先與蔣中正討論，國務院雖然是對的，但不表示國務院的方法就容易被人接受。克萊恩給白宮的建議是，由甘迺迪總統親自給蔣中正寫信保證，這個效果更勝於其他人，蔣中正目前懷疑的是國務院，不是甘迺迪。美方應該說服國府不要反對外蒙入聯合國，但美方不必在外蒙設館，這對美國的利益太小了。有關反攻大陸的爭議，克萊恩建議彭岱，給予支持蔣中正偵查大陸的任務，或許可以重獲蔣中正的支持，彭岱認為這個想法可以研究。

從克萊恩向彭岱的建議，以及彭岱對克萊恩的看法，顯示蔣中正發展克萊恩關係，在甘迺迪政府上任後，發揮了很大作用，尤其是1961年的外蒙案，克萊恩讓白宮理解台北為何會有那些激烈的反應，以及國府對於生存的憂慮。到了1962年國府與華府雙方為了反攻大陸問題，又出現不同看法，克萊恩的居間穿梭，直接向甘迺迪總統傳達台北看法，效果遠遠高於國務院系統。甘迺迪雖然想要承認中國大陸，但在當時冷戰背景下，並沒有採取這個作法，在克萊恩的建議下，美國政府協助台灣訓練小規模的傘兵部隊，提供運輸機載運傘兵，讓國府的反攻作戰準備看起來有那麼回事情。

國務院1962年5月17日公開檔案，有關甘迺迪與克萊恩會談的內容，克萊恩向甘迺迪解釋蔣中正的壓力，並且傳達蔣中正對國務院系統的不滿，蔣中正特別希望甘迺迪能夠了解，以限制對中華民國的美援，用來作為報復與施壓的威脅，只會有負面效應，而且破壞國府的威信，造成台灣的不穩定與反美情緒。蔣中正希望甘迺迪知道，美國運用外交管道，公開威脅亞洲領袖是不對的，這會讓他們沒面子，拒絕抗拒美國的建議，或是在他的同胞面前失去了信任。國務院逐漸增加使用經濟壓力，對付任何與美國有不同意見的友好國家。蔣中正基於善意與誠摯的態度，建議甘迺迪，這種方式只會減弱中美兩國的合作，傷害雙方共同利益，假如可以排除這種嚴厲的手段，蔣中正認為在任何有爭端的議題方面，都可以找到合理的妥協。

克萊恩離開台灣後，仍然對國府非常友善，到了1980年代，因為過去與蔣經國的信任關係，已經退休的克萊恩，還想為兩岸統一私下傳話，往來兩岸之間，當時的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曾向北京駐美國大使館的冀朝鑄，主動提起這件事情。

蔣中正在1960年代仍然沒有完成他的反攻大陸偉大夢想，1975年病逝台灣。蔣中正在1950年到1960年代的20年之間，面對向來對國府不友善的美國大使館與國務院系統，他成功運用中情局管道，建立了他對美關係操作的第二軌，艾森豪總統時期，中情局勢力擴張，蔣中正利用這個情勢，擴大了台灣對美影響，彭岱對克萊恩的信任，也是蔣中正幸運地押對寶，讓蔣中正可以直通白宮，讓國府又在風雨中平穩度過了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