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芳華與我的海角七號｜王冠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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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昨天晚上我看了馮小剛執導的「芳華」。七零年代的景色與滄桑，並未隨著時光的推移而逝去，那一代人的歷史，是由無數個芳華正茂的嚴歌苓所譜成的。我坐在杭州的戲院裡，跌宕起伏的劇情迎面而來，但在我腦海中所形成的畫面，卻是母親生前一幕幕的影像。2013年春天，母親過世的第二年，我去葫蘆島探望兩位舅舅；當我踏進從北京開往瀋陽的火車車廂時，滿車的遼東口音，瞬間就勾起了我對母親的無盡思念，當我發現我看不清楚那些與母親年輕時候長相神似的東北女孩兒時，我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是淚流滿面。

我的大舅李繼堯，1960年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們的校長曾經公開說過：「在我們學校裡，上三屆，下三屆，沒有任何一位學生的天分能夠超越李繼堯。」我大舅的高考成績超過了當年的北大清華錄取分數線甚多，但是駐校公安鑑定我大舅的政治不合格，沒資格上大學。為什麼不合格？很簡單，因為成分不行。我大舅的父親，就是我的姥爺，王嘉令公，擔任過奉天岫岩廳「公安局」局長，長期追隨大軍閥張作霖，在遼寧莊河擁地三千畝；我的姥太奶還是清末名臣李秉衡的女兒。最關鍵的原因是我的母親與阿姨，跟著國民黨跑到了台灣，兩位舅舅的兩位姊夫，一位是國民黨的軍官，另一位是國大代表。

我大舅最終還是得益於他自己獨特的數理天賦，只有高中文憑，卻被留在了葫蘆島一中教書，這一教就是四十年。大舅在高橋的髮小，同時也是他年輕時的老鐵，也畢業於遼西省立錦西中學，他不但考上了清華大學，最後還成了共和國的省部級領導，享受正部級待遇；他是我二舅的連襟，我在北大上學的時候，去過他家好幾次。

像我大舅這樣，考上北大清華卻不讓讀，在當時那個年代並不是特例。我不相信我大舅的心中沒有遺憾，但是大舅總是告訴我：「孩子，一切都過去了，從大歷史的格局來看，咱們這個民族能有今天，那是太不容易了。」我站在葫蘆島北站的月台極目望去，遠處一片金燦燦的，不知道是高粱還是苞米正迎風搖曳；在等候著回北京的火車時，我站在月台用了點力呼吸著關外的空氣，因為這兒是母親在世時朝思暮想的皇天后土，這兒有她的爹娘與弟弟，這兒有她年輕時候的一切美好回憶。

我看「芳華」，內心是激動的。解放軍戰士們為國捐軀的慘烈景象，讓我禁不住的眼眶含淚。隔著臺灣海峽，二十多年前，我是國軍的陸軍少尉，我們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長在演習的時候對我們慷慨激昂的說道：「各位弟兄，演習視同作戰，敵軍來犯的那一天，就是我們為國效忠的時刻。每個中國軍人上了戰場，都要抱著此去有死無生，隨時為國犧牲的準備。」

去年秋天，我在北京南站等火車回杭州，有好多位穿著簇新軍裝的青澀大男孩兒，成行成伍的列隊站著，他們也在等火車。當時我立刻就在微信圈裡留下了我的感想：「這些孩子不知道將去往何方？中秋將至，他們的親人將何等牽掛；但我知道，假以時日，他們將從男孩兒蛻化為男人，去除娘泡的氣質，成為合格的戰士，想到這一點，我就還是為他們高興。衷心的祝福他們，中秋節快樂。」在我的眼裡，他們就是一群年輕的孩子，就像我當年在台灣入伍受訓一樣，為了保衛國家，我們奉獻出了自己的青春年華。

我在大陸生活了將近十八年，可以這麼說，我的青春歲月有一大半是在大陸度過的。這十多年來我遭遇過各種挑戰與困難，若是我在大陸能夠取得一點點的成績，絕對離不開我的大陸師長、朋友、同學，甚至是學生所給予的無私協助。我在美國東岸訪學的時候，冬天是月淡梅寒，大地飛霜；那種雪深數尺，舉步維艱的氣候，至今難忘；當我在異國他鄉的皚皚白雪中踽踽獨行時，心中所燃起的鄉愁，不僅僅是台北的淡水河，也是杭州的錢塘江。我的故國情懷，從我上幼兒園時起，就是烙印在心中的那一片秋海棠。

我看「芳華」，內心是有遺憾的。因為我知道如今，我有太多的台灣朋友，如果他們會去看「芳華」，他們不會有像我一樣的感覺。因為他們已經離唐山，遠了。

我的大陸朋友不只一位的曾經問過我，真不知道「海角七號」好看在哪兒？在台灣怎麼會這麼賣座？我總是以問代答的說：「你小時候，聽過日本演歌嗎？」「你在日式的房子裡玩過捉迷藏嗎？」「你看過無敵鐵金剛？還是小甜甜嗎？」在民國六十幾年的時候，我所讀的小學的教師辦公室裡，還掛著日據時代留下來的印有株式會社字樣的掛鐘。台北市的七條通，或許在八十年前，就能品嚐到與東京一樣水平的日本料理。台大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剛光復的時候，台大法律系的教授們既有操著濃厚大陸鄉音的法學家，也有日語遠比國語流利，怎麼看都更像日本人的法學碩儒。

我的那些大陸朋友們與台灣同胞有著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所以「海角七號」打動不了他們心中的那根弦。

台灣的閩南語在八九十年前就已經融合了不少日文中的生活用語，1949年後，也逐步融合了一些外省人所帶來的國語。「海角七號」裡所蘊含著日台與兩岸之間一般老姓的生活方式與難以描繪的複雜情愫，從1940年代跨越到二十一世紀。老一輩的本省人親身經歷了從昭和轉化為民國，可是他們的生命記憶，卻不能就這樣清晰的一分為二，他們身上所散發出的精神樣貌，早已經揉進了當代所有台灣同胞的文化氣息之中。

我們家遷到台灣以後，前幾十年都是住在眷村裡，隨著父親的官階變化與台灣經濟的騰飛，我們家從極為克難的簡易木造房裡，逐步地搬遷到有前後大院的高級眷舍。我們村子裡什麼地方的人都有，在「芳華」裡我最喜歡演郝淑雯的李曉峰了，她長得特好看，我看電視的時候少，以前都不知道她。李曉峰長得特別像我小時候村子裡的一位漂亮姐姐，他們家的人說話和我們有點兒不一樣，他們是北平人，他們家的孩子學習好，說話還特別好聽；而且，長得還挺好看，我母親也是這麼認為；雖然我們村里其他的姐姐們，總是十分願意指出他們家女生的各種缺點。

我們家裡只有我能說流利的閩南語，那是因為母親生我的時候難產，有很長一段時間身體虛弱，帶不了孩子。父親是軍人，長年在部隊，實在沒辦法，只好拜託住在我們村子附近的東北同鄉幫忙暫時帶一下，這一帶就是十二年。所以在我的生命裡，我還有一位台灣媽媽，她是閩南人。我與多數住在台灣北部眷村的軍人子弟不同，因為我的閩南語達到了母語水平。由於我的台灣媽媽，讓我有了一大群沒有血緣關係的「親戚」。在我長期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我深切的認識到，如果他們與外省人之間沒有愛，那他們將永遠不會理解外省人的故國情懷，而外省人也永遠不能理解他們的悲情意識。

我的母親教育孩子十分嚴厲，問話時，要是叫你跪下，不能問原因，你就得先跪下。即使我的學習還算過得去，母親也絕不放鬆要求。我經常告訴我正在上小學的女兒：「爸爸非常感謝奶奶，爸爸上小學的時候，奶奶要求爸爸用一個暑假把整本唐詩三百首背下來，即使爸爸的小伙伴們在外面叫著爸爸的名字，一群人等著一塊兒去打棒球，奶奶眼瞅著爸爸急得滿頭大汗，也絕不打一絲折扣，一個字默寫錯了，就重頭再來一遍。」

作者母親攝於22歲

當母親知道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反覆的說：「你姥爺是讀書人，要是他知道，不知道會有多高興。媽媽很安慰，你讓媽媽在娘家有面子，你的舅舅們肯定會告訴單位裡的同事，我外甥考上了北京大學。」

我是我的台灣媽媽唯一的兒子，我想她完全做到了視如己出。七零年代中期，媽媽為了貼補家用，借用娘家的豬圈，每天下午都挑著很重的餿水桶去阿公家餵豬。我當時和所有的台灣小朋友一樣痴迷棒球，買一個真皮製造的棒球手套是多數小男孩兒的夢想；當時我看中了一個價值大約一百元人民幣左右的棒球手套（七零年代中期，台灣的普通公務員月薪大約是一千元人民幣左右，一碗豆漿大約是人民幣三毛錢。）我清晰的記得，媽媽在挑著餿水桶去餵豬的半道斜坡上告訴我：「媽媽知道你想買那個棒球手套，你不要急，等豬養大賣掉後，媽媽就給你買。」大約是三個多月後，她去街上幫我把那個漂亮的棒球手套買了回來。我的台灣媽媽受限於家庭環境，讀書不多，但是人情練達，極其聰明；她是這個世界上，唯一看我一眼就知道我想做什麽的人。

作者母親攝於35歲

我從台大畢業的時候，邀請我的台灣媽媽參加畢業典禮，那是她第一次走進台大校園，我一直牽著她的手，走過了椰林大道，參觀了校史館，穿過了許多我上過課的教室，也走進了總圖書館。她坐在台大的綜合體育館裡，認真的聽著陳維昭校長致詞，她是那麼的高興又小心翼翼；我一直看著我的媽媽，她的神情既讓我感到心疼，也讓我感到無比的溫暖。我讓他戴上我的方帽子，請她穩穩的坐好，在校園的不同角落，我給她拍了好多張照片。

1895年決定了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在長達一個世紀以上的時間裡，彼此間有著不完全一樣的生命記憶與情感寄託。我唸小學的時候，學校的長廊每學期都會有一段時間懸掛著一長串可怕的文革時期黑白照片。在家裡，父親或母親，激動的拆開從香港輾轉寄來的家書，每一頁信都被兩岸的情治單位剪去了各自不喜歡的部分，使得我能從信紙的另一面，就輕易的看見父母親看信時涕泗縱痕的模樣。當時全台灣所有的小學生墊板背後都印著一句話：「當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做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在我的心中，祖國，從來都是統一的。

1993年6月1日清晨，我站在成功嶺一零四師的師部門口，目送著我的學長41期預官，沿著成功大道逐漸消失在大度山的薄霧中；我至今記得學長們的退伍，在我們42期預官的心中吹奏起了「海角七號」。我更深刻的記得我們42期預官的同袍們，因為那是我們共同擁有的「芳華」年代。

我有兩位媽媽：一位是「芳華」，一位是「海角七號」。他們一位是飽嚐大時代苦難，偉大而堅強的母親；一位是具有一切傳統女性美好德行，對孩子呵護倍至的媽媽。我多麼期待我的兩位母親，能夠真正的理解彼此，知道對方的好，也理解對方的難，這是他們的孩子最深的願望。我是那樣不分彼此的深愛著他們，因為，他們都是我的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