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民國小歷史｜魏國彥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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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學生兵，打了國民革命軍最重要的一場戰鬥（6）

外公生於二十世紀的第一年，1901年二月九日，清末庚子年農曆十二月廿二日。我的農曆生日也是同一天。我是個早產兒，提前報到，為的就是和外公同一天農曆生日；外公特喜歡我，給我取名叫「魏源同」，小名「小同」，到上小學的時候才改了個學名：魏國彥，也就是現在的名字了。

小同特別想知道外公的事。外公雖然疼我，卻說不上幾句話，我們孫輩們都很怕他，外婆總是說：「他是上將耶！槍斃了多少人？小聲點，別吵你爺爺！」我們到隔壁的小朋友家玩，吵吵鬧鬧，鄰居張媽媽就說：「小聲點，吵這麼大聲，警察來抓你們。」我就說：「我爺爺也會來，他會槍斃人！」

有一次我問：「爺爺，你槍斃了多少人？」他只是笑笑：「我沒被槍斃，已經很好了！」

外公姓高，生於安徽省靈壁縣雙溝鎮，原名敬誠，字仲虔，後因避禍改名民，字況盧。八歲入私塾，十三歲讀鎮上高級小學，十六歲考入位於徐州的江蘇第七師範學院，廿一歲畢業，執教於靈壁一高，蕭縣一高、四高、及雙溝鎮立兩等小學。

年輕的高敬誠，在徐州的江蘇第七師範讀書時，北京發生「五四運動」，事件的遠因起始於民國四年（1915），袁世凱政府為了取得軍火以及貸款，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民國七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民國八年（1919）1月18日作為戰勝國之一的中國「北京政府」，在段祺瑞主政下，和在廣州的「軍政府」組成聯合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提出取消列強自清末以來在華的各項特權，歸還一戰期間日本在山東青島等地從德國手中奪去的特權，但是，處於分裂狀態下的中國，弱國無外交，在對德合約中明載日本得以取得德國在山東的權利時，北洋政府斡旋無效，準備在協約上簽字，消息傳來，群情激憤。

民國八年（1919）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與北京大學、中國大學等13個學校代表齊聚法政專門學校開會，決議當天下午在天安門前集會、遊行、示威。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代表衝破軍警防線，雲集天安門，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最早到達天安門的。他們打出「誓死力爭，還我青島」、「收回山東權利」、「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廢除二十一條」、「抵制日貨」、「寧肯玉碎，勿為瓦全」、「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

北大學生羅家倫撰寫了一份傳單，油印後帶到廣場發放，後來被稱做《北京學界全體宣言》，有這樣的字句：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

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

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同樣的標語，民國六十年四月，被台大學生以掃把大的毛筆，用黑墨寫到十公尺的長白布上，在台大校門邊的「洞洞館」（考古人類學系）側由三樓垂掛下來，啟動了「保衛釣魚台運動」，馬英九、趙少康、李大維等人士都是當年的運動發起者；而我是建國中學三年級的學生，因為「保衛釣魚台運動」，我開始加緊讀書，想進台大。

五月四日下午，學生遊行隊伍移轉到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又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將他痛打一頓，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部的匡互生第一個衝進曹公館，帶頭放火，引發「火燒趙家樓事件」，事態嚴重，軍警這才出面控制，逮捕了32名學生。。

天安門前金水橋南邊高懸出一副對聯，專罵曹、章二人：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

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北京學運動在全國激起了迴響，南京、上海、天津、武昌、、、、紛紛成立「學生聯合會」。在這當頭，我的外公，被推舉為徐州八縣學生聯合會長，並因此與國民黨員有了最初的接觸。當時很多志在救國的學生都進了師範學校，從教育下一代做起，栽培革命的種子，外公就是其中之一。

民國十三年（1924），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偵破徐州的國民黨組織，多人被捕，外公僥倖漏網，江蘇督軍齊燮元下令通緝，外公改了名字，也改頭換面，逃往上海，與朱奇等人千里迢迢奔赴廣州黃埔，投考軍校，當時因黃埔軍官學校二期剛剛入校，三期尚未招生，就被編入教導二團一營一連二排當新兵。

那年11月國父孫中山先生從廣州北上與北洋政府謀求全國和平，經上海，繞道日本，剛到天津就病倒了，民國十四年（1925）3月12日，因患肝癌病逝北京。孫中山先生在天津重病的消息，讓盤踞廣東東江一帶的叛將軍閥陳炯明認為有機可乘，集結殘餘叛軍及地方土匪，打算從粵東進攻廣州。為鞏固廣東革命政府，大元帥府決定出兵討伐陳炯明，是為著名的國民革命軍第一次東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