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親美市長吳國楨將上海讓給外國人管理｜高靖

在中國的西方人潛意識裡，總把中國當成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即使到了1948年、1949年國共內戰期間，美國海軍將領藉口為了中國經濟著想，要國府找美軍合作，由美軍維持上海的法律與秩序。當時的上海市長吳國楨也不爭氣，在國共內戰前途未卜之際，信心動搖，找洋人搞上海國際化，希望用西方人的部隊維持上海秩序。國共雙方也都在上海的國際社區相互角力，爭取洋人認同。

美國政府最後確定他們的政策是不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使得吳國楨上海國際化的想法無法成真，1949年4月共軍渡江占領南京後，5月就把上海的國府守軍打跑了。1949年初國府軍隊在徐蚌會戰被共軍全殲後，國府為了如何因應共軍未來攻勢，內部意見分歧，

代總統李宗仁力主憑藉長江天險，與共軍一戰。擔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的湯恩伯，實際握有龐大兵力，在國民黨總裁蔣中正幕後策動下，主張防衛大上海，不守長江，國府已是未戰先分裂，蔣中正的策略只是爭取時間，將上海的黃金等運往台灣。

上海是19世紀在中國與英國簽署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當中，因為英方要求五口通商，向西方人打開了門戶，19世紀中國發生太平天國之亂，清政府自顧不暇，上海由西方人集資成立傭兵部隊，號稱常勝軍，後由英人戈登指揮，防衛太平天國部隊攻入上海，成功擊退太平天國的部隊，可說是開了上海軍事防衛國際化的先河，但是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歷經抗日戰爭勝利，廢除不平等條約，撤銷西方國家在中國領土上的租界，開始萌生強烈的主權觀念，吳國楨與國民黨卻為了內戰，反其道而行。

吳國楨立場親美，後來到了台灣，背後藉美國外交勢力撐腰，在國府內部奪權，爭奪台灣省主席職位，是個美國幕後支持的野心勃勃政客，與蔣經國的權力鬥爭失敗，遠走美國，自此未再回到大陸或者台灣。

根據1949年11月23日美國駐台北總領事麥唐納向國務院報告，引述吳國禎說法，吳國楨在1948年的夏天就認為中國大陸守不住了。

顯然吳國楨對於國共內戰發展早早就失去信心，1948年夏天東北遼瀋戰役仍未開始，徐蚌會戰尚未發生，國共雙方相持之下，雙方軍力對比國府仍有相當優勢，吳國楨卻對內戰發展毫無信心。國府軍隊在東北戰役遭到共軍圍殲後，吳國楨對上海未來的安危感到憂心，卻不是運用政府的力量，而是跑去找美英勢力，推動上海國際化。

1948年11月9日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卡伯特（John Cabot）送交國務院的報告，其中提到美國海軍西太平部隊司令官白吉爾（Badger）提到有關派遣美軍到上海的說法，白吉爾認為，上海有那麼多的國際利益，中國政府沒有理由，在情況發生時，不去找美國海軍與陸戰隊的合作，以維持這個偉大城市的法律與秩序。如果為了上海在未來中國經濟扮演的角色，透過促成國際協議，宣布為開放城市（不設防），免除對戰爭的憂慮，這樣也是不錯的。

根據國務院檔案，1948年11月29日，吳國楨就打算放棄上海了，卡伯特向國務院報告，吳國禎請他面談，吳國楨主動提到，如果事情的發展到了必要的時刻，將上海的權力轉移給共黨的程序。卡伯特引述吳國禎說法，雖然徐蚌會戰還沒有結果，但如果情勢發展對國府不利，很快就會出現這個問題。吳國楨說，市府官員，尤其是警察，不會待到共黨接收上海，他們幾乎可以確定會遭到清除，如果他們離開了，上海會出現相當程度的混亂，危及美國人與美國的利益。吳國楨也已經與怡和洋行的英商柯世威（John Keswick）討論過這問題。

柯世威與中共周恩來有交情，能與中共對話，抗戰期間也曾在重慶負責中英雙方有關特種作戰行動的聯絡工作，有軍事背景，加上有怡和洋行的強勢背景，對英國具有相當影響力，這可能是吳國楨找上柯世威的原因。

吳國楨建議，藉由國際行動，可以避免這種混亂，他根據自己的權限，提出經由某種的國際協議，國際部隊在上海登陸，在這個臨時的階段，在國民黨撤走，轉換權力到共產黨時候，能夠確保秩序。吳國楨不是要求美方單一片面的行動，吳國楨主張的是由英、法、蘇聯組成的部隊，在上海登陸。

卡伯特告訴吳國楨，他非常懷疑美國是否會同意為了維持上海的秩序，讓美國軍隊在上海登陸，而且還有許多實際上的困難，包括如何確保國際協議的達成，以及相關的時機問題。他認為如果不出動美軍，美方可參與確保權力有秩序轉換的國際行動，但是吳國楨堅持軍隊是有必要的。

12月2日，卡伯特向國務院報告，英國大使史蒂文生告訴他，吳國楨與柯世威的談話內容，吳國楨希望在上海成立外國人組成的委員會，暫時管理上海，將上海有秩序地移交給共產黨。吳國楨希望柯世威領導這個委員會，建議英國派部隊到上海維持秩序。史蒂文生告訴柯世威，反對由外國人成立上海委員會，中方應該自己成立這個委員會，也反對派英軍到上海。

儘管美英官方都對派遣部隊到上海持反對態度，但是上海當地美英僑民仍保有過去的殖民心態，卡伯特12月7日向國務院報告，美國海軍對於出兵維持上海秩序很冷淡，因為至少需要3500人的兵力。史蒂文生也告訴吳國楨，英國不介入這件事情，可是無法阻止英國僑民成立志願團維持秩序，但史蒂文生認為這會造成嚴重的紛爭麻煩。至於美僑社區，卡伯特稱，他們希望美國陸戰隊在上海保護他們，但他已經用很明確的態度向他們表達反對。卡伯特也提到，他不相信黑社會幫派能夠維持上海秩序，也不認為黑社會有足夠力量阻止共軍進入上海。

卡伯特早在幾周前的11月14日給國務院的報告曾提到，國共雙方勢力曾間接與他接觸，國民黨與上海聞人杜月笙（有幫派背景）最先向他保證，能夠控制當地情勢，南京政府也支持他們的計畫，他們也提議開放美國救援船進入長江，做為推動美國配合的策略，並由上海志願團成立國際警察部隊維持秩序。

在香港的民盟成員章伯鈞，派出代表傳達共黨訊息，共黨接收上海時，會保證美國人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共黨同意上海國際化，但是所有的國民黨份子都必須清除。

卡伯特說，他告知雙方，美國政府沒有帝國主義的想法，不會接受上海國際化的計畫，同時對於不介入中國內政，保持堅定的立場。

吳國楨想要把上海交給西方人的想法，在美英顧慮可能被當成帝國主義復甦的憂慮下，以及擔心共軍可能把上海的責任全都扔給西方國家，上海終究回到19世紀由西方人保衛的年代。

即使已經是20世紀，當時上海的西方人，完全不理解中國的情勢，才會想要組成志願團介入中國內戰，卡伯特後來接受杜魯門總統紀念圖書館的口述歷史訪談，他描述共軍攻占前的上海，他說，上海的外國商人非常討厭國民黨，當上海取消租界時，這些商人許多過去舊有的特權，都被國民黨取消，當然這裡也有許多貪污腐化。國民黨堅持平等條約，他記得上海報紙用一整版的評論批評與中國簽訂平等條約這件事情，商人都希望保留過去的不平等條約。他們就是無法理解，中國已經是主權國家，中國人與美國人都是一樣平等的，但這些商人就是討厭國民黨。

卡伯特記得非常清楚場景，上海被共軍攻占後的隔天，美國商會舉行每周例會，他是以榮譽會員身分參加，那些商人一個接一個站起來發表談話，表達他們多麼歡迎共產黨的到來，以及那些可怕的國民黨被趕跑了，是多麼棒的事情。他告訴這些商人，請注意，你們根本不知道你們碰到了什麼事情。接著這些商人討論要發給杜魯門總統的電報，語氣應該如何強烈，表達現況有多麼好，以及希望美國不要繼續援助蔣中正。

他盡可能地向這些商人表達抗議，但這些商人吵來吵去，所以延後了發電報這件事情，等到再要討論時，共產黨開始查封財產，他們才知道他說的是對的。但是美國政府的確收到來自天津的美國商會同樣的電報，他還很擔心這是從上海發出去的，後來才知道是天津發的電報。

卡伯特說，上海有許多白俄人，1949年4月時，我們試著將他們送出上海，移往菲律賓，他記得有一位醫生決定留下來。當共軍開始攻擊上海時，他搬入格林郵船大樓（現在上海外灘28號，抗戰時為日軍占據，戰後由美國海軍接管），美國海軍匆忙地放棄這裡，我們在這成立總領事館，當共軍靠近河岸時，可以聽到窗外的各種槍聲，實在不是很愉快的經驗，共軍占領上海前兩天，看到很多帆船張著大白帆開走，隨時都可以聽到飛機飛走，人們與船隻都在那時離開，海軍離開時，還遺棄了大約價值100萬美元的裝備，我們撤走了三分之二的美國人，只有攸關美國利益的人才可以留下來。

卡伯特記得上海被共軍占領前，有一天去英國俱樂部，經過一間銀行，看到他們把許多捆鈔票塞進卡車，這些鈔票在當時已經不值錢了，但這也正是處理這些鈔票的日常方式。第二天一早，接到上海郊區打來的電話，說共軍已經來了，但是通訊仍然維持的十分好，真是很特別的感覺，我們在大樓裡有無線電系統，可以立即與世界各地聯繫。中午時分，共軍接近格林郵船大樓，國府軍隊在蘇州河前設了路障，防守著橋梁，我們從窗戶看到部分國共雙方戰況，國府軍隊先是打死了我們窗下的一些共軍，接著共軍帶著迫擊砲來，大約24小時候結束了這場衝突，我們大樓旁有迫擊砲射擊，對方用榴彈發射器還以顏色。

卡伯特猜測後來共黨對美國商人態度轉變，可能是當時駐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原本要以訪問燕京大學的名義，前往北京，藉機與毛澤東、周恩來等會面，卡伯特支持這個安排，可是國務院禁止司徒雷登與他們見面，後來共黨對美國人的態度就很不同。

上海從開埠以來，因為西方商人大量移居，促成上海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的特殊地位，許多久居上海西方人，到了抗戰勝利後，仍不能理解中國地位已經改變，是平等國家，不是西方殖民地，想要介入中國內戰，或者不滿國府當局維護主權。國府官員如吳國楨，不能保持立場，拱手將上海讓與外國勢力控制，表面上是藉西方人維持秩序，其真正想法也許揣測共軍害怕得罪外國人，不敢進上海市內，雖然是戰亂時期權宜作法，也顯示國府官員的無能，或者挾洋自重，吳國楨這樣的高官，果然到了台灣又挾洋自重，爭權奪利，造成國府更大的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