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冠璽(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 教授)
李克強總理日前出訪歐洲參加第十九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李克強在柏林停留不到25小時，安排了11場活動；在布魯塞爾停留24小時，安排了中歐，中比一共19場活動。按照外交禮節，李克強與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有一場外交午宴，但是李克強將其改成工作午餐。李克強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一同午餐時，同桌的是兩國多位部長與22位中德企業家；這場午餐會，實際上是兩國總理與兩國企業家的對話會。李克強的工作強度之大，可見一斑。
1969年李國鼎擔任台灣的財政部部長，李國鼎每次出國，行程都過於緊湊，时任财政部次长王紹堉總是將李部長的行程劃掉幾項，以免交通銜接不上，但是回到李國鼎那裡，他又把行程都給加了回去。到了國外，李国鼎尤其要找科技界的人談話，別人談多久，他就聽多久；實際上，李國鼎有心臟病，还做过心臟繞
道手術。1981年，孫運璿任行政院長，李國鼎是政務委員，有關科技事務，孫運璿均委請李國鼎處理；張忠謀願意回台灣服務，就是孫運璿與李國鼎的功勞。
我們在兩岸的不同時期，分別都看到了勤政的典型，但是值得關注的一個現象，就是兩岸各級政府中的部分官員，也都有懶政現象。為什麼有些政府官員就特別肯犧牲奉獻，有些政府官員就因循怠惰呢？毋庸置疑的，一方面是官員自身的素質問題，另一方面則是制度差異下所產生的不同心理反應。
學者許烺光認為，「人」是一個心理和社會的平衡體，人的存在是一種系統，是一個「場」。這個「場」由內而外，一共可以分為八層，分別是：無意識（第七層）、前意識（preconscious）、限表意識、可表意識、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遠離的社會關係與文化，以及外在世界（第零層）。其中，「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和「可表意識」層最為重要，這兩層加上部分「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和部分「限表意識」層，組成他所稱的基本人際狀態。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人」的概念。
「可表意識」層，包括意念、感覺、情感，如愛、恨、貪婪、嫌惡、恐懼等，還包括思想和信仰，如大到民族主義、世界大同、自由、孝道、婦女貞操觀念，小到餐桌禮儀、問候方式等。
「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是我們投注了感情的人、物和文化理念。這一層的重要性不亞於我們對於食物、水和空氣的需要，是人獲得安全感、認同感和滿足感的基礎。有鑒於此層內容的重要性，所以被稱作「生命包」。
「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也是由人、物與文化規範構成，但是與「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的區別在於，這一層的內容對我們來說主要是「有用」，我們一般並不對其投注感情。
對於像李克強、孫運璿、李國鼎等勤政典型，報國這樣的想法，成了他們的「執著之念」，出現在他們的「親密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這是因為他們的付出，得到了肯定，獲得了尊重。他們最在意的那一部份事情，與老百姓獲益基本契合，他們越努力，老百姓就越滿意，自己也越發的有成就感，良性循環，所以公而忘私。
有許多政府官員，不一定貪贓枉法，甚至還是業務上的好手，但是卻有懶政的現象。把工作做好，只是他們謀生的手段。工作是出現在他們的「作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層。為什麼他們不願意投注感情在工作上呢？因為在工作上，他們無法獲得內心的滿足，所以工作進入不了他們的「生命包」。
懶政現象，兩岸都有，在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乃是中央決定整治吏治，有不少官員不熟悉在「依法治國」的要求下施政的標準要怎麼拿捏？為了避免出錯，那就一動就不如一靜；所以他們是有意識的將工作移出他們的「生命包」。
台灣則是在民主化之後，運作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基礎條件與台灣社會並不完全匹配。在「法治國」理念的推動下，老百姓的權利保障雖然得到了提升，但是老百姓並不熟悉如何正確使用權利，無所節制的言論自由，使得民意代表妄自尊大，老百姓不但是有話要說，而且不管對不對，官員至少都必須擺出洗耳恭聽的姿態。由於政府官員得不到社會大眾尊重，政務官的退休安排也沒有保障，所以台灣的官員很難對工作投入熱情，工作進入不了他們的「生命包」，能交代得過去也就行了。
最糟糕的是政客，他們最關切的是執政機會，勝選是他們「生命包」中的核心。為了勝選，他們會想盡辦法，用盡手段，其所刻意塑造出的意識形態，或是施政方向，是否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並不是他們最關切的事情。
如何建構出更好的政治制度，既能匹配中國人的國民性，又能實質提昇人民的幸福生活指數，對中國人而言，仍然是任重而道遠。
本文原載於 中時電子報-革新制度讓工作進官員生命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