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陽山（金門大學教授）
近年來，海內外有一些翻案文章，稱許康有為、梁啓超等保皇派的主張，並否定孫中山丶黃興等人的共和革命。這一觀點認為，康丶梁主張仿英國君主立憲，結合傳統皇權與議會民主，既可維持清廷的正朔，又能推動必要的政治改革，代價最小，成就也最大；但這卻與歷史的發展脈絡相違。
事實上，即使不存在孫中山等人的共和革命，康梁等保皇派也不可能成功。因為無論是他們所支持的光緒皇帝，或是後來接續他的宣統，以及實際執政的皇族內閣，實在都過於孱弱，不具足夠的領導格局和氣魄承擔，推動並完成保皇派所期許的維新與改革。
1900年６月，慈禧太后支持義和團，發動扶清滅洋，在北京城內燒毀教堂丶攻擊教民丶射殺德國公使，導致八國聯軍攻佔天津大沽口。6月21日，慈禧下詔向英、法、德、義、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
但東南各總督卻公然抗命。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地方重臣強調「東南互保」，拒不奉行。他們對列強解釋，宣戰是朝廷在義和團脅持下被迫發出的「亂命」，並堅持與外國各使節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東南各省遭受戰火的牽累。
8月14日，八國聯軍進佔北京。慈禧太后挾持光緒帝逃往西安。8月20日，以光緒帝的名義發佈《罪己詔》，讓光緒帝出面譴責「支持義和團」的不智之舉，以謝天下。八國聯軍得此消息後，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擴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國各地至此才喘了一口氣，相信洋人不致於進一步瓜分中國。
但此時清廷的統治威信卻已急速下頹，執政的正當性也受到嚴重的斲傷。在此背景下，孫中山在南方推動的革命行動，卻得到國人莫大的同情；對於他主導的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也寄予高度的期許，響應者日眾。與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時，被視為亂臣賊子的際遇，已迥然不同。
孫中山後來在比較第一次廣州之役和第二次惠州之役時，指出：
「當初次之失敗也，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詛咒謾罵之聲，不絕於耳。……惟庚子失敗之後，則鮮聞一般人惡聲相加，而有志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歎息，恨其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知國人之迷夢已有漸醒之兆。」
基於此，孫中山決定在海外堅決推動反清革命，與康丶梁等保皇勢力切割，毅然決然的走上「保中國，不保大清」的道路。這是將「國家」（中國）與「政權」（清朝）兩者分際加以釐清的一項重要舉措，也為近代中國革命史打開了一頁重要的新篇。
孫中山積極號召海外各省留學生加入革命的行列，並籌組全國性的革命團體，全面展開反滿行動。此時，支持孫中山的群眾力量，已從原先的會黨，逐漸擴及知識份子和留學生，而且不再僅以廣東及沿海地區為主，進而擴及全國各省。尤其重要的是，以黃興為首的兩湖及長江中下游革命志士，以及光復會為主的江浙精英，對革命勢力的擴展，深具影響。這也是1905年孫中山丶黃興等人在東京結合各省留學生和知識精英，加入革命行列，成立中國同盟會的重要背景。
1905年6月11日，孫中山自馬賽經新加坡赴日本。過新加坡時，因先前已被判離境5年，乃請主持《圖南日報》的陳楚楠及尤列等人登船晤面。此係孫中山第一次與南洋革命同志相聚。此後的革命起義，逐漸移向南洋，定為策動的基地。
7月19日，孫抵達日本橫濱。7月28日，與宋教仁、陳天華會晤於東京《二十一世紀之支那》社，談及革命策略以聯絡人才最為重要。次日，再度會晤於黃興寓所，談及華興會與孫中山合作之事。7月30日，召開中國革命同盟會，經過討論辯難，通過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民族丶民權與民生三主義的雛形，均已納入其中。
8月14日，孫中山出席東京留學生歡迎會，發表演說「中國應建設共和國」，聽眾逾一千人，盛況空前。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於東京，加盟者逾300餘人。黃興提議，公推孫中山為同盟會總理，並以《二十世紀之支那》為機關報。後因日本政府禁止其發行，乃改名為《民報》。
10月26日，經宮崎寅藏與平山周介紹，孫中山與梁啟超在政界人士犬養毅家中晤面。犬養毅曾任文部大臣，力主中日親善，與革命黨以及維新派均有往來。此時康有為因慈禧太后下詔廢除新政，被視為亂黨，在英國軍艦掩護下逃往香港，旋即轉往日本。
而梁啟超等人已先至東京。孫中山擬親往問候，藉以敦睦友誼。但康有為以帝師自居，託辭拒絕。後犬養毅親自邀約康、梁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晤面，但康竟爽約，梁啟超乃單獨與孫會面，詳談甚久，但終因康有為強烈反對雙方合作而未能竟其功。終其一生，康有為始終不曾與孫中山會面。
以中國第一個留美學生容閎（1828-1912）為例，他曾先後參與太平天國、自強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與興中會革命等行動，領導群倫，備受尊重。1900年的庚子「中國議會」與「自立軍」事件，卻譲他徹底改變了對康梁等人和保皇維新派的觀點。這也是當時許多中國人從「君主憲政」轉向「民主共和」的重要轉捩點。
1900年9月1日，容閎與甫從南洋回來的孫中山初遇，一起乘「神戶丸」輪船潛赴日本。雖然孫中山與容閎同是廣東香山人，也曾為了聯合起義而與對方的人馬接洽過，但孫中山對容閎而言，卻是經過了這次海上相遇長談後，才真正有了深入的接觸和認識。
過去，容閎對孫的印象全係間接聽聞，此際才發現他寬廣誠明，特別勉勵他一要有做華盛頓、富蘭克林等人之大志。當時容閎才剛剛經歷了由唐才常領導，1900年八月的「自立軍」起義，並擔任7月26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國議會」會長，嚴復當選為副會長，唐才常則為總幹事。
但在此役中，卻因康有為在南洋盤據著保皇黨支持起義的款項，不肯匯出，結果造成唐才常和自立軍的慘敗，被張之洞一舉消滅。接下來，在兩湖、安徽、江蘇等地全力緝捕參與起義的會眾，一共撲殺了百餘人。經此劇變，保皇黨的信用頓失，容閎對中國未來的選擇也有了定見，他不但確信非革命無以救中國，也對孫中山鼓勵有加。這正是孫中山決定自日本南下台灣、加緊籌劃惠州起義的主因。而容閎從此也決定加入並支持孫中山國民革命。
在「自立軍」事件以前，國內知識份子與海外華僑普遍支持維新黨人，革命行動多無人問津。如前所述，孫中山1895年發起「廣州起義」時還必須假借「農學會」名義，才能讓仕紳從錢包裡掏捐革命經費，失敗後，卻又被老百姓罵成是亂臣賊子，可見群眾基礎相當薄弱。
但「自立軍」的失敗卻讓國人對清廷的官僚作風失望透頂。保皇派也終於承認無法以漸進方法來革新中國。除了少數頑固派如康有為等人還繼續堅持保皇立場外，大多數的維新黨人卻在1900年後放棄了「君主立憲」運動，轉身支持革命了。
基於此，孫中山在1903年12月13日，於美國檀香山發表演說：
「今日自中國何以須革命？因中國之積弱已見之於義和團一役，二萬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輩四萬萬人一起奮起，其將奈我何！我們必要傾覆滿洲政府，建設民國……廢除專制，實行共和。觀於昏眛之清朝，斷難行其君主立憲政體，故非實行革命，建立共和國家不可也。」
由此觀之，辛丑年之後，清廷的統治權威不再，而孫中山的選擇則是為了救中國，必須以共和民主取代滿清帝制，這也就是──「保中國，不保大清」！
孫中山將「國家」層面的「救中國」與「政權」層面的「保清廷」明顯區隔開來；革命為的是保持「國家」的生存命脈，而不是維護一時丶一地丶一姓的「政權」。事實上，滿清政權早已腐朽不堪，也根本已無可救治了。
換言之，政權可以更替，而國家卻不可滅亡！這與英國立憲主義的基本原則──「忠於國家，反對政府」的基本精神，實相吻和。而康梁推動的保皇維新，表面看來是倣傚英國立憲制度，實際上卻是為了「保大清，救皇族」；這是為了拯救滿清政權，而不是拯救中國的生存命脈。但清廷早已腐朽，單憑保皇黨之力，已無可挽回了。
基於此，「維新變法適足以挽救國家免於危亡」的說法，實在是眜於歷史、政治與文化脈絡，混淆「國家」與「政權」分際的一偏之見。這也是「國族認同」與「政權效忠」真實分際之所在！百年之後的今天，仍然是不絕如縷，而且蕩氣迴腸。
